陆智良先生是我的恩师之一。陆先生是父亲张龙志先生的至交。在父亲逝世十周年纪念时，惜字如金的陆先生写了回忆文章。据陆先生讲，两人相识于1949年铭贤学院和联合国农业复兴委员会（简称农复会）合办的兽疫防治人员训练班。当时父亲刚刚留美回到成都铭贤学院，任教授系主任和农复会兼职畜牧顾问。陆先生是英文翻译。父亲看到陆先生有空常常手捧一本数学钻研，非常欣赏，就推荐他在铭贤学院担任了数学教授。那时我还没有出生。1951年，我们两家人随铭贤学院一起搬到太谷。不久铭贤学院撤销，成立了山西农学院。父亲和陆先生这个渊源关系，成就了我们师生在文革中的一段难忘的交往，在我的人生道路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陆先生对数学的兴趣和爱好之深，到了手不释卷、忘却一切的程度
文化大革命颠倒了黑白和是非，一个最大的挑战来自父亲对我们教育的权威性。文革前，他对我们的学习关怀备至。经常访问我们的老师。不管他在哪里，督促我们的学习总是他的第一件事。在他看来，最令他高兴和引以自豪的就是我们学有所成。那些传统教育方式正是文革所严肃批判的所谓“白专”道路。当他看到我们兄弟三人在文革中经年累月地无所事事，荒废学业，无任何专长，他心急如焚，痛心疾首，经常在劳改回家后劝诫我们，发脾气，要我们学一技之长，哪怕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手艺。有时躺在椅子上一言不发，愁容满面，痛苦地凝视着我们，意思说你们这样下去怎么办。当时我们并不十分理解，心想您老读了一辈子的书，得到如此下场，为什么要求我们和您读书呢?我们当时的最大愿望就是当个工人，做一个光荣的工人阶级，改变自己的成份。那时候伙食普遍差，大部分人常常饿肚子。因此希望找一个餐馆厨师工作，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随便吃白面馒头，随便吃山西过油肉。但是由于我们属于父亲政治历史未定案家属，多次招兵、招工与我们无缘，后来只好到范村公社上安大队插队。而父亲最大的愿望却是让我们上大学，因为他教了一辈子大学。
1971年，我和二哥文焕先后在太谷手工业管理局下属的油漆社和范村铁业社当上了工人。这还要感谢我们插队的大队和招工单位。大队首先在所有插队生中让表现不错的我们兄弟两个出来。我在太谷油漆社干了近两年学徒工，学习手艺，工资每月18元。那年油漆社正好在农学院承包了油漆工程，21岁的我穿着一身油漆的工作服，提个油漆桶在校园里爬高钻低，东家进，西家出，干了半年，家喻户晓。人们需要油漆家具就找我帮忙，也算掌握了一门手艺（现在在美国有了房子，油漆粉刷的工程也自己干）。不由得想起了父亲1930年代在太谷铭贤上高中时，半工半读到发电厂打工，也是20出头的类似情景。后来我通过打篮球调到了太谷农机五金厂，文焕也调到了太谷农机厂。这也要感谢冀一伦教授的爱人王雅芬女士的帮助。虽然我们兄弟的工作都不理想，但是我们有插队和基层锻炼的经历，有改变现状的愿望，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和父母在一起，有农学院的英文和数学老师的独特大好学习环境条件，为我们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实这也是老天刻意安排给我们难得的机会。
经过基层劳动锻炼和一些机械加工的训练和学习，那时的我们再听到父亲的劝告就容易接收了，因为我们本身直接面临着自己不学无术，无法立足社会，甚至连找对象也困难的困境。当然家庭问题也是造成我们这种状况的因素。我觉得自己父亲好歹还是个留美教授，自己这样无所作为干下去，最多也就是一个高级技工，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因此那时常常借用水浒梁山好汉讲的一句话：一辈子 “终不成只这般休了”。从1972年开始，我就将文革前中学的数理化课本找出来，一道挨一道地做例题和作业，每天学习几个小时。常常和文焕交流，他基础好，人也聪明，常常可以找到更为简洁的解题方法。同时也悄悄地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一些朋友劝我，不要和命争，去走学而优则仕的“白专”回头之路。我寻思不管红专白专，有专就好，就怕是不学无术，不红不专。父亲也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脸上终于有了微笑。一贯节约的他，在补发工资后破例为我们买了半导体收音机。在农学院有利的条件是，有了数学和物理问题，我就求教陆智良先生，有了化学问题就求教郭定成先生，有了英文问题就求教冀一仑和陈经纲先生。其中找陆先生的机会最多，成了他家的常客。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受到很大冲击。陆先生受到的冲击要小些，和他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也有关系。1966到1970年间，学校被迫中断了教学和科研工作。后来又发展为两派武斗。父亲作为“牛鬼蛇神”一直冒着枪林弹雨在猪场劳动改造。其中在“农复会”那段历史工作更是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作为“美国特务嫌疑”的重点审查交代的问题。仅仅那段时间，父亲被隔离两次，批斗四次。
据陆先生在1975年跟我讲，他正是利用那几年时间在家里悄悄通读和研究了大量的中外数学专著，大大提高了数学水平。陆先生说的非常平淡，其实很不简。说明陆先生对数学的兴趣和爱好之深，到了手不释卷，忘却一切的程度。那年头的口号是 “知识越多越反动”，学习知识研究学问要冒很大风险，轻则被戴上“白专道路”的大帽子，弄不好还要被批判。
我自学数学物理，向陆先生求教问题是家常便饭。陆先生思路敏捷，我的问题从来没有难倒过他。而他常常是未卜先知，在问题刚刚陈述完时，他的答案也脱口而出，说话不多，但直指问题要害。令人不得不佩服他的聪明才智和渊博知识。有时我自己还没有多看，就冒昧去向他求教，他就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使我觉得茅塞顿开，如拨迷雾见晴天。
除平时问陆先生问题外，1974年，我还有幸从头至尾旁听了陆先生为全校回炉班开设的“高等数学”课程。陆先生讲课基本不看讲稿，就拿一支粉笔，黑板上写的也不多，很简练，版书也非常考究。他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层次分明，清晰的思路像徐徐流动的一汪清水。他讲课声音不大，但是逻辑思维严密，深入浅出，也没有一句废话。课堂上静悄悄的，同学们都随着他引导的思路由浅入深，如醉如痴。一些看上去非常复杂的问题被陆先生剖析得如此简单清晰，觉得顿时豁然开朗。不知不觉下课铃声敲响，同学们还觉得余意未尽，回味无穷，真是一种享受。我虽然不是正式学生，但也按期向陆先生交了作业，陆先生没有当面说什么，据他爱人徐琳老师悄悄告诉我，说完成得不比那些正规学生差。按学历，我只有初中水平，他们都是文革前的正规大学生。我那几年自学的努力没有白费。
他一生追求清静，没有大起大落，也就和他的那辆老爷车一样可以比别人走的更远
陆先生虽然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但处事低调，与世无争，心态平和，荣辱不惊。他从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和别人争个高低长短。一切随意随缘，顺其自然，不在乎个人得失，没有任何执着的怨恨，甚至逆来顺受。因此也从未见陆先生发过脾气。其实陆先生这种超然，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崇的“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文革中有“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各种人物纷纷登台表演。父亲受批判时，众叛亲离，很多过去的同事朋友纷纷出来揭发批判，脱离关系。有的紧跟形势，有的迫于无奈和压力，还有个别的趁机公报私仇，甚至落井下石。陆先生心明如镜，从来没有上台表演，只是凭良心做了一名普通观众，从没有见到他给父亲写过一张大字报。他自己反而悄悄潜心研究数学，提高自我水平和素质修养。在轰轰烈烈的文革中能做到这样唯我独醒的，可能为数不多。足见陆先生高瞻远瞩，远远脱离了名利得失这个普通层次。记得在1975年，有一次我在陆先生家求教问题，顺便谈到一些对时局不满的话。陆先生当时没有说话。在第二天的数学课中间休息时，陆先生平静地劝告我说要注意“修口”，不要对时局妄加评论。先生的关爱使我受益终生。
陆先生生活俭朴节约。常年骑一辆没有刮泥板、用脚力刹车、至少有几十年历史的“老爷车”，风雨无阻。可能先生小心谨慎，爱惜使用。不然那辆车的配件在全太谷县恐怕也找不到，因为同类自行车早就销声匿迹多年了，我在太谷从没有见过第二辆。1970年我们插队时一次竟然看到先生骑着那辆老爷车到了范村公社坪上大队看望50多里外的的女儿，据他说后来还骑那辆车去过更远的榆次转了一圈。陆先生和徐老师只有一位千金，叫陆微。在雇保姆之前，常常看到陆先生骑那辆老爷车去食堂打饭。那年代伙食很差，菜里没有油水，主食多是粗粮。一次我去陆先生家顺便谈到去病养生之道，陆先生说他喜欢粗茶淡饭。有时吃多了，不舒服，就采用饥饿疗法，饿上一顿。所以陆先生虽然瘦弱，却很健康，没有什么病。最近几年回国，每次都看望他老人家，80多岁的他依然思路敏捷，仙风道骨，看上去和几十年前变化不太大。陆先生说他眼睛有点问题，看书有困难，但还不要紧。因为他一生追求清静，没有大起大落，也就和他的那辆老爷车一样可以比别人走的更远，那也是一番境界。徐老师身体也很好，他们每年在太谷和在北京的女儿家两边轮流住一段。享受自然的平淡生活及和谐的天伦之乐。两位老人好人得好报，福分自然不浅。
陆先生属于那种天资聪明，无师自通的天才。看上去平淡无奇，其实天份极高。再加上他的勤奋好学，刻苦钻研，也就符合人们常说的成功人士的两个基本条件“天才加勤奋”。在山西农大他就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是全校一致公认的数学名师。陆先生除了讲授《生物统计》《高等数学》《物理学》外，改革开放之后，还为研究生开了《线性代数》《数理统计》《实变函数》《电动力学 （附相对论）》《量子力学》甚至《机械原理》等等新课。农业大学的基础课老师不多，水平也不能和综合大学相比，而他能够刻苦钻研，一通百通，融会贯通，达到教导别人的程度，非常难能可贵。
逝者已安息，生者当珍惜。且将下面一副挽联敬送恩师陆智良先生。
春雨润物来时无声去无语，
读书育人乱时不弃安不舍。
（作者：张文灿）
